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野夫的爱情与写作

9月11日上映的电影《1980年代的爱情》,改编自作家野夫的同名小说。作品有自传性质,野夫说,大部分故事都来自他的亲身经历。他把这段跨越三十年的感伤,概括为“不断拒斥的爱情”——越是爱一个人,越是要把他推远。 

故事里,女主人公不愿自己心仪的人羁绊于大山,因此一直刻意保持距离,好推他去更广阔的天地。90年代爱人落魄时,她则一转此前的冷傲,主动以身体来安慰,帮他“恢复男人的自信”。(原作中这种落魄是80年代末风波所致,电影里则改为“下海”初期参与信贷诈骗,这种“深明大义”立时变了味道。)

野夫认为,这种隐忍的牺牲之爱是80年代所特有的。不同于此前的政治绑架一切,也不同于此后的资本衡量一切,80年代刚刚摆脱僵硬政治气氛的束缚,又还没受到物欲大潮的冲击,因此那时的爱情是最纯粹、最“不含杂质”的。

可之所以有这样的牺牲与隐忍,不就是因为那个时代仍有太多限制吗?因历史或规章而来的种种牵绊,让个人很难凭自由意志选择和发展。前途与爱情,竟常是相抵牾的。选择前途而放弃爱情,选择男人的前途而放弃女人的爱情,某种意义上大概称得上善,但也不能叫做纯粹吧。

不过,如何命名或定义,并不重要。这部作品毋宁说是野夫个人对这段“耿耿于怀的往事”的怀念与铭记,写出来了,做出作品了,也就可以放下了。与他同龄或有过类似经历的人,或许会心有戚戚,其他人是否被打动,也不那么重要。这部小说,在他全部作品序列中,算得上位置特别、情感特殊的一部,但也算不上他重磅的、代表性作品。

有幸先后作为读者、编辑、观众,我对野夫的作品有不同的体认。最早读到他的《江上的母亲》《地主之殇》《大伯的革命与爱情》等名篇,颇感惊艳。这是野夫写父母、大伯、外婆等等亲人的随笔,以荡气回肠之笔触,写切肤之爱与痛,读来几欲潸然。这些文章早期见于他的随笔集《尘世·挽歌》,后来此书难寻,几年后经财新图书重新编选结集为《乡关何处》,再次面市,再度畅销。

后来也曾经手编辑野夫几篇发表在财新文化的作品,《幽人苏家桥》《烈士王七婆》《掌瓢黎爷》《遗民老谭》等等(我能不能再说一句部分收录于财新出版的《身边的江湖》),篇名不必查询脱口就来,对那些人物印象极深。野夫太擅长在波谲云诡的大时代里描写小人物,又能以小人物的起伏命运反衬大时代的变幻无情。他的笔就像一台摄像机,时而广角,时而特写,让读者在时近时远、一波三折的描摹中屏息凝神。

写到这里,想起写类似题材的,还有一位我很喜欢的作者,目前定居成都的周成林。他的《考工记》,以及新出版的《爱与希望的小街》,同样是书写自己的生活、亲人、朋友,同样展示出坦诚面对自己的极大勇气。两位作者都是60年代生人,但不同在于,周成林的笔触更近于白描,较少抒情写意。或许是由于个人经历的不同——野夫像是那一代理想主义青年的代表,经历过对理想的追求与破灭,曾经身陷囹圄,又重出江湖,且长期浸淫于文化出版领域;周成林则像是这代人的另一面,似乎始终未得大志,也就无所谓理想的追求与破灭,在成都、澳门、厦门几地辗转,靠译笔、撰文糊口——因此周成林的文章没有野夫讲述“革命家史”的慷慨之气,而是多了些颓废、失落的灰色调子。两相对照,颇有意趣。

说回野夫。最让我佩服与心折的,是他2013年于台湾南方家园出版社出版的《大地呻吟》。这本书是作者前后花五年时间考察与思考的结果,他于因缘际会下在2008年春到了四川纹江区,本打算做些文化考察,谁知碰上5·12汶川大地震,因此完整观察并记录了基层政权于突发状况时的应对与得失。这是十分难得的作品,难在有作者肯花费这么长时间在一处潜心观察;难在把握如此错综复杂的线索和人物,却能脉络清晰、有条不紊,且情绪客观平和、不偏不倚;更难在有现任官员开明至此,不仅欢迎作家前来,还尽可能开放一切权限。从中读者可知,基层政府运作绝不是想当然中一句“政府不作为”或“农民太弱势”那么简单,其间太多利益协调与互动机制扭结并生,无论最终结果如何,都是复杂力量不断妥协的现实使然。忽略其动态过程而只片面分析结果,所得出的价值判断甚至情感判断,难逃坐而论道之嫌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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