获得去年戛纳金棕榈大奖的土耳其电影《冬眠》，讲人与人之间的不可交流——即便当彼此怀有交流的诚意并为之努力。此片除表演、摄影、美术等艺术表现的出色，努力以影像方式道出某种生存真相，或许是获奖的重要原因。 
　　 
　　影片主角是三个人，小亚细亚一间旅馆的经营者Aydin，他年轻貌美的妻子，以及刚刚离婚从国外回来的妹妹。他们大概是当地最富有的人（可能也是最有学问的人），旅馆收入本就无足轻重，加之冬日天寒地冻，游客稀少，三人困居一室，时间多用在了聊天与思考上。 
　　 
　　Aydin像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，对社会事务有极大的热忱，在当地媒体副刊写写评论文章，还有一些粉丝拥趸。妹妹却觉得，一个过气演员非要评论自己并不熟悉的公共事务，顺着大众的意思说些讨巧的话，不过是在博取虚名；妻子更指责他总是抛出“道德”“理想”“原则”这样的大词儿，坐拥道德优越感，甚至由此鄙视乃至伤害他人。 
　　 
　　妹妹以前做翻译工作，离婚后兴趣索然，思索如果不离婚而是去请求酗酒的丈夫的原谅，是不是更有道德的美感。她被讽刺“肥皂剧看多了”，又发表了更多忿忿不平但一针见血的回应，这种怒气被Aydin认为是出于穷极无聊，更是毫无勇气面对自身困境的一种发泄或迁怒。 
　　 
　　年轻妻子热心救助乡村小学，组织当地人捐款善行。另外两人却觉得她只是借此寻找存在感，塑造自己的“圣洁”形象。他们不相信她能做出什么成就——恐怕到头来学校和学生的状况不会得到任何改善，唯一会改变的是他们的名声，因人们可能会指责他们贪污善款。 
　　 
　　影片中还有农庄主人、贫穷租户、单身教师……每一个人都在努力发掘自己生命的意义，行动，或反省。每一个人又都被指出伪善之处，被评为懒惰、懦弱、居高临下、冷嘲热讽。善意遭到扭曲，爱传递不出去，尽管都是好心，却谁也不理解谁。 
　　 
　　说起来，他们的自我剖析不可谓不坦率，对他人的批评和建议也算得上真诚。但耗费了如此多时间与心力，终不能理解对方所做的事情、选择的生活、信奉的观念，甚至正因为这过程，误解更深。语言总是先于缜密理性的约束脱口而出，谈话时的情境，尤其自我防御式的生理性反应，必然造成言不及义。说出来的，都已错了。 
　　 
　　这三个彼此在世界上最亲近之人，相距咫尺共度寒冬，却显不出一丝暖意。反倒是来往于旅馆的游客们，说出了最多的赞美。无怪乎当一个骑摩托漫游世界的旅客告别，Aydin显示出无限留恋。对方已跨上车，他还邀请他重新回去吃点心坐坐，被拒绝后，又讪讪地讲，“不要忘了我们”。摩托车手的表情掩在头盔下无法辨识，油门一加突兀地蹿了出去，Aydin的笑容犹冻在脸上。那种巴巴的示好，让我差点落下泪来。 
　　 
　　人生说到底是大孤独，谁都无法帮你生活，谁也替你分担不了什么。试图找到一个人完全理解自己，试图用语言担负交流一事，总不免失败失望。 
　　 
　　哲人维特根斯坦一战时期写出《逻辑哲学论》，世上没几个人看懂，更无人愿意出版。最终有出版商看在罗素写了导言的份上接手，但在维特根斯坦看来，即便罗素本人也未能全面理解作品含义。这部书后来被作为哲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，然而出版所费时日长达四年，其间维特根斯坦频繁与友人通信，往返奔走于欧洲多地，也不过是想找到一个能交谈的人。 
　　 
　　正是在这部著作里，维特根斯坦将世间事分为两类，能用命题——即语言——说出的东西，以及不能用命题说出、只能被显示的东西。在他看来，那些不可言说之物，更加重要。 
　　 
　　在《冬眠》里，大家最终都放弃了沟通的努力。妹妹干脆不再现身，夫妻也约定好彼此生活的边界，各行其是，再不打扰。整个村庄都陷入冬眠般的困顿之中，富人如此，穷人更甚。人人都想要逃离，但出于经济窘迫或精神软弱而不能如愿。Aydin信誓旦旦要去伊斯坦布尔过冬，神情决绝地到了车站，却还是在最后一刻掉转头去找老友喝酒，第二天抓了一只野兔回家。他们离不开彼此，不是出于对一个具体的人的眷恋，而是因为在外面，他们遭遇的不理解只能更多。在哲学上，这算得上终极孤独，人性之困境；在生活里，这种离不开，倒也是种慰藉。 

我也因之更新了对爱情的理解。志同道合，交流理解，固然重要，但都还在其次。爱情终究是相互陪伴，是在认清了人终归无法理解另一人的基础上，依旧愿意共度此生。那些不可言说之物，更加重要。